张佳安等:Healthy Aging in China: Benchmarks and Socio-Structural Correlates

发布者:李雪峰发布时间:2020-05-18浏览次数:21

老龄化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人口发展趋势。老龄人口的激增对各国固有的健康医疗卫生和安老服务体系都提出了巨大挑战。“健康老龄化”是老年学界积极倡导的老龄理念之一。健康老龄化作为“健康中国2030”规划的组成部分,亦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张佳安与合作者们于2020年在《Research on Aging》发表的Healthy Aging in China: Benchmarks and Socio-Structural Correlates一文中对健康老龄化的不同标准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探讨了不同层面(个人、家庭、社区)的因素与健康老龄化的关系。

健康老龄化

虽然学术界对于健康老龄化缺乏统一的标准,但在众多的定义中,以RoweKahn所提出的“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概念最广为接受,他们认为成功的老龄化需无主要疾病和疾病相关的失能,拥有高度的身体功能和认知功能,以及积极参与生活。不少学者认为RoweKahn的定义过于苛刻,为健康老龄化设定了一个几乎无法实现的标准。设定过高的健康老龄化标准的问题在于:它使得绝大多数老年人被定义为“不健康”,而这可能误导公共卫生资源从那些真正需要这些资源的人那里分配到那些不那么迫切需要它们的人那里。任何过低或过高的界定标准都不利于精准地识别最需要服务的老年人群。

基于这种认识,McLaughlin, JetteConnell(2012)RoweKahn的原始模型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提出三个级别的健康老龄化(Level 1, Level 2, & Level 3)。从RoweKahn的原始模型的标准出发,逐渐下调各组成部分的标准:第一级健康老龄化放松了对造成主要疾病的病理风险因素(例如肥胖、高血压)的限制以及降低对高认知功能的标准。第二级健康老龄化进一步放松主要疾病的限制,只考量“症状性”的疾病。第三级健康老龄化不再设定疾病方面的标准,只考量身体功能、生理机能、和认知功能方面的标准。

目前而言,并没有学者将这些修改后的标准应用于中国的数据。不同的测量健康老龄化的标准在中国老年人群中是否有效和实用不得而知。由此作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实证研究。

健康老龄化的情况

作者利用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基线(2011)数据中的4,6146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进行分析,考察健康老龄化的四种标准:界定的标准由最严格的RoweKahn标准,逐步放宽依次为第一级、第二级、直至最一般的第三级健康老龄化的标准。数据显示达到健康老龄化标准的受访者比例从最严格的定义(RoweKahn)8.4%到限制性最小的标准(第三级健康老龄化)37.0%不等。作者同时将此结果与早先的一份美国的研究做对比,发现纵观四个不同的标准,中国老年人的健康老龄化程度都高于美国老年人——RoweKahn8.4()3.3();第一级健康老龄化:19.7()9.4();第二级健康老龄化:26.8()19.7();第三级健康老龄化:37.0()35.5()。当使用最严格的RoweKahn的标准时,中国老年人的健康老龄化比例是美国的2.55倍。随着标准的放宽,中美之间的差异也缩小。在比较健康老龄化标准的各组成部分时,作者发现疾病和身体功能这两项指标是造成中国老年人健康老龄化的比例更高的主要原因。中国老年人中满足“没有主要疾病和病理风险因素”、“没有症状性疾病”和“具有高度的身体功能”的要求的比例更高。

对健康老化标准的

作者接着使用第3次追访(即基线后4)时是否仍健在作为依据,对每个标准计算敏感性和特质性(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以检验其有效性。敏感性的分析结果显示四种标准表现皆良好,RoweKahn的标准的敏感性最高(.96),第三级健康老龄化标准的敏感性最低(.78)。这意味着在第3次追访时死亡的样本中有78%到96%在基线时被“正确”归类为“不健康”。而对于特质性的考察结果看,RoweKahn的标准的特质性最低(.10),第三级健康老龄化的特质性最高(.40)。意味着在第3次追访时仍健在的受访者中,10%至40%在基线时被“正确”归类为“健康”。综合考虑,作者认为比起那些需要“完全免于疾病”的定义,考虑“症状性”疾病和/或功能健康的第二级和第三级标准最符合有效和实用的健康老龄化标准这一目标:这两个标准与预期的死亡率相关,并且基于特质性估计,能减少被归类为“不健康”的健康个体的数量。第二级和第三级健康老龄化也相对容易实现(26.8%和37.0%的中国老年人分别符合两者的标准)

健康老化的影响因素

在确定第二级和第三级标准最符合健康老龄化评估的有效和实用基准的目标之后,作者进一步利用多层逻辑回归模型考察了影响健康老龄化的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在个人层面,高龄老人比低龄老人达到健康老龄化的可能性更低。女性老年人健康老龄化的几率比男性低约40%。受过更多教育的老年人更有可能达成健康老龄化。例如,相对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老年人,有小学文化的达到第三级健康老龄化的几率要高42%,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则要高77%。养老金的影响因健康老龄化的定义而异。其对于第二级健康老龄化没有显著影响,但有助于达到第三级健康老龄化。拥有养老金本身可能很少能预防疾病的发生,但是它可以通过实现更好的疾病管理来减缓与疾病相关的功能性健康问题的出现。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养老金状况与第二级健康老龄化(包含症状性疾病的标准)之间缺乏关联,而与强调功能健康的第三级健康老龄化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在家庭层面,与家人同住的老年人比独居老年人达到两种健康老龄化标准的几率都要低。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健康塑造了家庭结构。因为当老年人可以自我照顾的时候,他们的子女一般都会让老人独自生活。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健康老龄化的可能性稳步增加。例如,与最贫困家庭相比,生活在最富裕家庭的老年人达到两种健康老龄化的几率分别高出52%76%。家庭经济状况反映了人们在生命历程中所积累的经济资源,而这些经济资源能使其获得一系列健康保护因素,例如健康饮食和预防性保健等。

在社区层面,与生活在拥有最佳基础设施的社区相比,生活在基础设施最缺乏的社区中,达到第二级和第三级健康老龄化的几率分别低34%和29%。设施缺乏的社区可能通过多种途径阻碍健康老龄化,其中包括缺乏高质量的医疗保健和其他公共服务,以及低社会凝聚力。在区域差异方面,与居住在东部的老年人相比,生活在西北地区的老年人在达成第二级和第三级健康老龄化的几率分别低55%44%,而居住在南方的老年人的几率却分别要高38%62%。作者指出虽然这些差异的确切原因仍有待探索,但认为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社会医疗保险和气候环境条件的差异可能是其中原因。

  

总结

作者认为对健康老龄化标准的研究结果可以用来指导相关的健康政策和老龄服务项目,提出优先考虑“症状性”疾病和功能健康的定义为评估人群健康老龄化提供了一个有效和实用的基准。其次,作者指出超越个人层面的社会结构因素对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性,认为需要采取相关政策层面的干预措施,使每个老年人——无论其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区域——都能经历健康的老年。

  

原文信息:

McLaughlin, S. J., Chen, Y., Tham, S. S. X., Zhang, J., &Li, L. W. (2020). Healthy Aging in China: Benchmarks and Socio-Structural Corelates. Research on Aging, 42(1), 23-33.

  

Abstract:

The objectives of this investigation were to identify a valid and practical benchmark for the assessment of healthy aging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examine its socio-structural correlates. Using data from the 2011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validity of a continuum of healthy aging definitions. We found that definitions of healthy aging that emphasize disease of “significance” and functional health offer a valid and practical approach to the assessment of healthy aging. Results of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indicate that socio-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s (age, gender, education, and pension status), their households (structure and wealth), and communities (infrastructure and geographic region)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odds of healthy aging. Policy-level interventions are needed to enable individuals, regardless of their gender,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lace of residence to experience a healthy old age.


作者简介:  

张佳安,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工作与政治学博士。葡萄京娱乐场网上平台网站社会工作学系青年副研究员。上海市“浦江人才”。研究方向为:老年社会工作、成功老龄化、老龄与健康、老龄友好社区、全球老龄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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